对于“慈善”一词，无论是学界还是民间，理解不尽相同。在国内学界，郑功成、王卫平、丁建定、王文涛、周秋光等人，从各自学术研究领域出发，就慈善相关概念展开过多次讨论。王卫平教授《救济与劝善：“慈善”本义的历史考察》一文（《光明日报》2019年5月6日14版），以中国慈善发展演变为线索，对慈善本义问题作了翔实论证与深刻解读。笔者读后，深受启发，但仍有一些疑惑。故不揣谫陋，拟以此问题为切入点，进而对慈善概念做简要辨析。

现有研究表明，“慈善”一词最早出现于约3世纪《大方便佛报恩经》等佛经译典，本为一个宗教用词。这就纠正了以往关于“慈善”一词最早出现于《魏书·崔光传》的说法（王文涛：《“慈善”词源考》）。不过，慈善一词虽最早见于佛经译典，但慈善思想却可追溯至先秦诸子，譬如孔子“仁者爱人”，孟子“性善”说，老子“天道无亲，常与善人”，墨子“兼相爱，交相利”等。其中，儒家思想影响深远，其以仁为内核、由仁趋善，倡导仁爱、民本、大同等，成为中国传统慈善思想的重要理论渊源。

从词义解释来看，“慈善”一词似乎包含王卫平先生所言“民间社会主导的生活救助行为”和“以劝人为善为宗旨的教化活动”。然而笔者认为，更准确地说，慈善是人类精神世界之慈心与物质世界之善行两个层面的集合，“慈善”词义并不止于物质救助和劝善教化，至少还应包括人之慈心这一精神层面，慈善的过程就是把慈心转换成善行。因此，把慈善本义定义为救济和劝善是不确切的。慈心虽与救助、劝善紧密关联，但并不等同。因为无论是救助还是劝善，都是一种事实意义上的社会行为，慈心则不然，其更倾向于对人类精神世界的探讨。就救济而言，不仅民间慈善做，而且政府也在做，笼统地说救济就是慈善，就把政府的民生举措与民间的慈善行为混为一谈了。劝善是教化，教化的对象一定是全体社会成员，而慈善的对象却只能是处于困境中的弱势群体。中国传统慈善经历了宗族慈善、宗教慈善、官办慈善、社会慈善四种形态，而这四种慈善中，没有哪一种是源于外部的劝善教化而兴起发展的。明清之际江南的慈善走向繁盛，有其特定的社会环境和条件，这就是施善者们试图重塑社会秩序、重构儒家社会人伦体系。劝善活动的兴起也同样得益于这种社会环境，而不能说是劝善推动了慈善走向繁盛。正如研究明清慈善的梁其姿所言：慈善济贫是“为了维护一些社会文化上的价值，而不是基于经济理性的社会政策”。

又依王卫平先生所言，慈善本义在于救济与劝善两方面。对此，笔者有所疑惑。从慈善含义来看，“慈善”一词有内涵与外延之分，即慈心与善行两方面，前者是人精神世界的反映，后者则是具体社会行为。慈善实践过程就是将慈心转换成善行的过程。在转换过程中，需要各种引导、驱动方式。譬如人道爱心的催发、舆论宣传的引导、政府部门的号召、善团善士的示范，等等。“劝善”即是尤为重要的一种方式，重在通过道德教化的规劝方式，引导人们向善、行善。具体而言有三：让施善者继续行善，并将善举发扬光大；让旁观者行动起来，加入行善行列；让作恶者改邪归正，达到止恶扬善的目的。但无论是哪一种形式，劝善都只是慈善实践过程中的一座中介桥梁，连接起慈心与善行两端，是慈心的一种表现与善行的一种前奏。其本身并不属于行善过程，也不一定能够达到规劝目的，更不是一种直接救助行为。况且，慈善救助的对象是社会弱势群体与困难群众，但劝善教化的对象可以是全体社会成员。故此，劝善应是促使慈心转化为善行的一种重要手段，是慈善含义的外延，而非慈善内涵本身。